起先，人们并不知 道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当中理有丰富的古物，为 了争取或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中 亚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国，分别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国的弗赛斯（T．D．Forrsyth）使团，1887年 英国的荣赫鹏（F．E．Younghusband）探险队，1870～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zheval skii） 组织的四次探险，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 地方，他们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这些探险的主要 目的，是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的政情和测绘地图， 探查道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打基础。

　　1889年，一个名叫鲍威尔（H．Bower）的英国大尉，在 库车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贝叶写本， 当时在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为欧州学术界得知。与此同时， 法国的杜特伊．德．兰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 也在1890～1895年间的新疆考察中，从和田地区买到了同 样古老的佉卢文贝叶本《法句经》，大大刺激了欧洲日益兴盛的东方学研究。 1899年，罗马召开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的倡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的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新、甘、蒙、藏等地区，把攫取抄漠废墟、古城遗 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1899～1901 年的中亚探险，特别是他1908年对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发掘，英国斯坦因（M．A．Stein） 1900～1901年、 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亚探险，他涉猎的地域最广，收获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普鲁土王国格 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领的吐鲁番考察队，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调查发掘，重点在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遗址；法国伯希和（P．P－ 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肃考察；芬兰曼涅尔海姆（C．G．E．Mannerheim）1906～19O8年的考察；俄国奥登堡（S．F．Oldenburg）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两次新疆、甘肃考古调查，以及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亚考察队。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被他们掠走，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 书馆或博物馆。在这场浩劫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 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爪。

　　第一个来敦煌盗窃藏经洞文献的外国探险者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后来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 职，他是考古学家，但不懂汉语，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有相当多的阴谋伎俩。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 质学家拉乔斯．洛克济（ Lajos．Loczy）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所以，在他第二次中亚探险过程中，楼兰的发掘工作一结束，就沿罗布泊南的古代丝绸之路，穿过库姆塔格沙漠，于1907年3月16日来到敦煌。不久，斯 坦因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说，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数年 前偶然发现了一间藏有大量古代写本的石室，于是，斯坦因立即出发，来到莫高窟找王道士。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一个小和尚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从外观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写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来才能见到大批的写本，所以就抓紧时间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锋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从外面回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着斯坦因的到来。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名孝琬），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道士修理洞观，以此 来换取一些写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命令， 又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敢马上答应。斯坦因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 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对王道士正在努力兴修的洞窟感兴趣，使王道士很兴奋，他答应带着斯坦因等人参观一遍洞窟的全貌，还根据《西游记》一类的唐三藏取经故事，指点着一幅壁画，给斯坦因讲上面画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满载着佛经卷子的马站在一旁，一只巨龟向他们游来，想帮助他把从印度取来的神圣经典运过河去。这恰好给为寻找古代遗址而深入钻研过玄奘《大唐西域记》的 斯坦因带来了灵感。经过蒋师爷的几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师的追随崇拜者，他之所以在这一天看到了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鬼 话对于这个虔诚愚昧的道士比金钱还灵，很快就起了作用，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借着王道士的油灯亮光，斯坦因走进了这个堆满写本的洞窟。

　　当时，藏经洞的写本还没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蒋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检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这样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不久，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它们经过1年零6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

　　对于这笔交易，斯坦因当然是满意的，他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给予的许多荣誉。王道士似乎也是满意的，并且对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当1914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中经过敦煌时，虽然大部分藏经洞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士又把早已经他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570卷敦煌文献，送给斯坦因。可以说，斯坦因是盗走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第二个前来敦煌盗宝的人是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是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除了精通汉语之外，还懂得几种中亚流行的语言。从1899年开始，他供职于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曾在1901年前往中国购买书籍、绘画和美术品。他在语言上的天赋和对中国图书版本学的知识，为他后来盗窃藏经洞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大概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才干，当1905年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组成中亚考察队时，伯希和被挑选为考察队长。1906年6月15日，他率领着测量、摄影方面的专家自巴黎出发，从喀什噶尔开始，沿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古丝路，对沿途遗址、石窟逐个进行考察发掘。翌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

　　当时，斯坦因从藏经洞盗走大批写本的消息还没有传出，伯希和是从清朝伊犁将军长庚那里，得知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古代写本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来的写经，立刻判断出这是八世纪的珍贵文物。伯希和取消了从乌鲁木齐向西北方向行进的原订计划，甚至连他向往的到处是古物的吐鲁番盆地都不去，立即赶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一面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面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堆写本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当然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结果，伯希和以6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进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

　　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结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面派人把大批文物运往巴黎，一面又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最后在10月5日到达北京，采购图书。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写本尚在途中，这次来京，对在莫高窟得到写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 月，伯希和回到河内的远东学院。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来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买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加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宝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吴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抄录，他们为这些珍贵写本落入外人手中大为震惊，立刻上书清朝学部，电令驻兰 州的陕甘总督，让敦煌县知县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而且沿途又遗失了不少。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许多珍贵写本据为已有，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九千多件。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转售日本了。王道士隐藏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至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室仅收获并非最少的人是俄国的奥登堡。他是帝俄时期的著名佛学家，在1914～1915年间，率领俄国考察队来敦煌活动，他们测绘了莫高窟四百多个窟的平面图，还拍摄了不少照片。据说他们还在已经搬空了写本的藏经洞从事了挖掘，结果获得了大批材料，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它们目前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因为奥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秘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奥登堡如何搞到这么多藏经洞文献，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敦煌文献的被盗，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最大损失 之一。难怪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悲愤地说：“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藏经洞的劫难

　　清光绪五年（1879年），匈牙利人洛克济到莫高窟参观，他对自己始未料及的发现和收获惊讶不已，这是近代到达这里的第一个外国人。莫高窟之所以震惊世界，则是因为道士王圆录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及五万多卷稀世遗书。

　　王圆录是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初“因麻城连年荒旱，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后退伍出家拜盛道为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机，私藏遗书若干，或馈赠官绅，以趋炎附势；或私卖于世，以中饱私囊。至少有安肃道道台廷栋、迪化（今乌鲁木齐）将军满人长庚，文人恒介眉、张筱珊、张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流传至民间，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中国的目光都在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这渺无人际的荒漠与阴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这些宝物却使外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和文物间谍垂涎三尺。他们纷纷将魔爪伸向了莫高窟。从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俄、英。法、日、美等国的“考察家”来到了敦煌，盗走三、四卷经书及许多壁画、雕塑，给莫高窟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阿尔波特（Albert Von Le　Coq）在哈密从土耳其商人口中听到藏经洞的消息，这对他充满诱惑，但又由于时间紧迫，于是他以抛硬币决定是否前往。“正面朝上，会满载而归；背面朝上，则空手而回”，他写道。结果是背面朝上，于是他备马打道回到了喀什干。失去了他的“应属我的难以置信的宝书。”可是，同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来到敦煌，仅以6包俄国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敦煌遗书两大包。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国爵士伪装成玄类的信徒，随带中文秘书兼翻译蒋孝琉，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莫高窟，经过3个多月的周密谋划，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挑选了他需要的东西。一凡讨价还价后，他仅用40块马蹄银（合200两）贿通王圆望，骗走六朝至宋代的经卷、写本共7大箱的万余卷，以及5大箱装有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约500余幅。6月13日，斯坦因的运输队启程。可是，10月份，斯坦国又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又诱取了230捆手稿。再约10个月后，这批文物被偷运至伦敦博物馆。

　　1906年6月，法国人保罗·伯希和率领考察团，在新疆探古寻访时，在乌鲁木齐偶遇一个被流放的满清某宗室的兰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发现秘密手稿的消息。怕希和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三人于1908年7月到达敦煌。他漂亮的中国话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检查一下整个书库。他用整整3 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紧张而有条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写本和绘画的每一张纸片，将卷子分为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和王道士秘密会谈，最后仅以500两白银为代价，骗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贵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类 3900卷，装满十辆车后偷运回法国，与查尔斯·努埃特为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幅黑白照片，现皆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

　　1909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经卷，仅大谷大学就收编7000多号。同年，清政府北京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令陈藩交出剩余的遗书。王道士早已将许多私藏于两个大转经筒中，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上交时又被雁过拔毛，层层剥夺，最后只有劫后残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师图书馆中（今北京图书馆）。

　　1911年10月，大谷探险队第三次在丝路“考察”时，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写经469卷，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又从王道士手中骗买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经卷。两次共骗盗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达 11664 号，及绣刺品、绘画多件。1915年，当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国时，45头重载骆驼满载着141箱中国文物，排成长长的一队，远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车。其中一头骆驼背上四个古怪的大木箱，装的就是敦煌文献。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盗去写经在3，000件以上，另有丝织艺术精品150余方，壁画500余幅。

　　直到1919年，甘肃政府耳闻民间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敦煌写本的消息后，下令敦煌当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面竟然还藏有94捆。

　　1922年，在十月革命中战败的白俄军官阿连阔夫率残部550 余人，逃至敦煌后，被当地官员拘押在莫高窟第196、186、445等窟中，他们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对洞窟艺术灾难性的破坏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1924年到敦煌是迟了一步。他一个洞一个洞挨个查看，面对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禁不住赞叹：“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无话可说”。他发誓要“保护”这些遗产，“解救”壁画，办法是用胶布和特殊的化学溶液剥走壁画。当时，“哗尔纳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深知自己所干的事情太有些无法无天了”。这次，华尔纳盗走了26幅壁画，其中就有极珍贵的323窟唐人画（张骞西域迎金佛）图，及几尊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包括高120厘米的半跪式观音菩萨），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及波士顿博物馆。1925年，华尔纳和他的学生，带两马车胶布，欲到敦煌把285窟的壁画全部剥走。当行至酒泉时，听到敦煌民众奋力保护敦煌文物的消息，因后怕而逃走。

　　1936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才算结束了列强劫掠敦煌文物的罪恶历史。

　　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历来缺乏精确数字。据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并成先生统计，敦煌遗书与纸卷画约有 4．77万多件，藏文筐页9648页，主要分藏于英、法、俄、日、美、丹。 韩、中等8个国家，其中有五分之三在国外，中国现仅存2万件。在所有的盗宝者中，要数斯坦因盗窃的数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盗窃的价值最高。伯希和曾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当时虽只有27岁，却懂得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曾多次来到敦煌，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他精心挑选并盗走的遗书是最精华的部分，有许多孤本，且有 19％的遗书标有年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敦煌遗书这一文化宝藏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王圆策的贪财无度，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王圆案则由一个贫道士，在众盗光顾后，摇身一变而成为“乡绅阔老”，收有徒子徒孙及伙计30余人，但他在1931年死后，也未能带走一分财宝，空留土塔一座。

　　藏经洞是莫高窟最大的谜。对于它封闭的原因，通常认为是和尚为躲避西夏的侵袭，而秘藏宝物于洞中。根据是文献中最晚的一份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文献中缺西夏文本。但西夏占领敦煌是在1036年，和尚仍总不至于提前34年就预感到西夏的威胁而提前躲难吧，这一说法令人费解。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作废不用的文书和失去实用价值的卷轴式经卷被封存。佛教不准毁灭经典，封起来可以理解，但作废的文书为何又封存起来作画伪装呢？第三种说法认为是为了改造和重修大窟，这17号窟作为用处不大的小藏室堵上，墙外只是常规作画，并非伪装，该说法猜测成份太多。第四种说法认为，敦煌东有西夏党项羌，西有与佛教为敌的伊斯兰教哈拉汗王朝，东西势头逼人，敦煌曹氏后裔曹宗寿又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史曹延瑞自杀，莫高窟危机潜伏，和尚为势所趋，封洞后作鸟兽散。这也仅是猜测。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扑朔迷离，最终恐怕还得从文献中去寻找。

　　敦煌遗书是一把打开历史秘室的钥匙，单是存放了近千年，单是5万多件古代文献，就是无法估量的财富。藏经洞是莫高窟历史的浓缩，游客却只能在观赏窟龛艺术中了解莫高窟的历史，了解藏经洞。

劫余断篇复遭劫
——藏经洞文书运京厄运

　　１９０９年，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至京师展示，中国学者始知藏经洞之事，乃力促清学部电令甘肃藩司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於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秋运抵北京。在运京途中，复遭盗窃。至京后，又遭李盛铎、刘廷琛等官吏窃夺，各取佳者数百卷，而以其余归学部。劫余残篇为8697件，藏於学部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

　　大谷探险队为日本佛教净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考察队，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４年的第三次大谷探险队团员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於１９１２年初在莫高窟滞留八周，进行了大量的拍摄和调查，并从王道士处密购藏经洞文物四百余件。

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的活动

　　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５年，奥登堡率领俄国考察队在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历时六个月。绘制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图。拍摄了两千余张照片，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了内部全景的油画速写、临摹、影描等。并发掘了一些洞窟中的堆积物，获得一万余件文献残片和脱落的壁画，又从当地居民中收集了大约二百余件较为完好的写本。现分藏於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美国华尔纳敦煌劫宝

　　华尔纳率领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於１９２４年初首次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便把目标转向石窟。华尔纳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面，剥离壁画精品十余幅和劫夺彩塑供养菩萨像一尊。１９２５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再次大批剥取壁画的阴谋遭到破灭。

法国伯希和敦煌劫经

　伯希和，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８年率队进入新疆丝路北道考察。１９０８年３月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抄录题记、拍摄大量壁画照片。伯希和精通汉语，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检，选取精华，廉价骗购大量藏经洞中文献精品和佛画、丝织品。总数约一万余件，现分藏於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